幸存的德军飞行员
1944年3月,苏联红军在克里米亚附近的东部战线向德国纳粹军团发起猛攻,想一举把德军赶出乌克兰地区。3月16日,一架德军飞机飞入苏军战地,向一部高射炮开火之后,被苏军炮火击中。飞行员竭尽全力,好不容易飞回德军战线内。这时,飞机高度表突然失灵,而一场雪暴悄然降临,飞机失去了航向,坠毁在风雪之中。机上的两名驾驶员,一名当场死亡,而另一名因为没有系安全带,被甩出了机舱,虽然身受重伤,却幸免于难。
多年以后,那位幸存的飞行员在世界各地多个场合讲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告诉人们:是克里米亚的一群鞑靼人把他从雪堆中挖了出来,并把他带回他们的帐篷。那群好心的鞑靼人用草药为他疗伤,用动物油脂和毛毯包裹着他,为他保暖,还用流质的奶制品喂他。他在鞑靼人的帐篷里躺了八天,直到德军救援队找到他。他说,如果没有这些居住在德苏前线之间的鞑靼人,自己不可能活到今天,这段经历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二战”结束后,这位幸存的飞行员从英军的战俘营获释,进入德国杜塞尔多夫国立艺术大学学习艺术,后来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也是最受争议的艺术家之一。他叫约瑟夫·博伊于斯(Joeseph Beuys)。
疼痛的艺术,疼的人生
博伊于斯被鞑靼人救护的故事,后来被很多人考证说是博伊于斯自己编造的。不喜欢他的人拿这件事作为攻击他的重要证据,说他是个骗子。对此,他的太太曾辩解:那是他受伤后长期昏迷所产生的幻象。
在后世研究博伊于斯的专家中,有人这样认为:那是艺术家下意识里对那段惨痛的战争经历的回避,是他自我治疗的一种方式。博伊于斯的人生,就是一个用艺术进行自我治疗和反思的过程。
今天我们提到德国,最令人钦佩的大概是德国人敢于承认错误、善于自我反省的性格。实际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大部分学校的历史课只上到“二战”之前就戛然而止。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二战”的耻辱不是屠杀,而是战败。如果不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出现了一大批像博伊于斯那样有良知、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德国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样子。
想象一下,如果你背着父母偷偷玩刀子,割伤了自己的手指,你会怎么办?虽然你疼得要命,但你大概不敢向爸爸妈妈哭诉吧?谁让这是你的错呢?除了自己,你没有人可以埋怨,也无法向外界寻求安慰。这该多么令人郁闷啊!在一次行为艺术活动中,博伊于斯也用刀子割伤了自己的手指,可是他没有理会流血的伤口,而是专心地去包扎刀刃。
有人说,艺术家博伊于斯想要表达的是消除恶行(造成创伤的原因)比弥合创伤更为重要。也有人说,他想要借此讽刺——当时很多人不敢面对伤口,—味寻找借口来掩盖和美化自己的恶行。
不管是哪种理解,都离不开战争经历对艺术家造成的影响。作为一名曾经因5次负伤而获得纳粹“伤员金奖”的德军下士,博伊于斯反思自己当年犯下的恶行时所产生的心理上的疼痛,比你割伤自己手指所造成的疼痛要强烈得多。
油脂和毛毡
在博伊于斯的故事里,鞑靼人的油脂和毛毡使他恢复了体温,让他感受到了温暖。这两种东西后来也成为他作品里最经常出现的元素。博伊于斯艺术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喜欢把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作为自己作品的原材料。他认为材料本身就是艺术,因为只是不同的材料的自然特征就能给观赏者带来不同的感受:毛毡形成温暖感;油脂、蜂蜜或巧克力能带来能量;石蜡有流动感,能在液体和固体间变换……而这些材料的不同组合又会赋予它们新的象征意义。在他的作品里,你还可以看到铜块、蓄电池、各种电器、鲜血、尘垢、指甲、骨头、棺材板……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材料超出了传统的形式,博伊于斯作品的象征意义经常非常晦涩,很难令人接受。博伊于斯很少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解释。他觉得,艺术品的意义在于唤起观众的思考,至于什么样的思考,可以因人而异,不必有定性。
有艺术就不会出现战争
博伊于斯反对风格对艺术作品的限制。他认为,艺术如果只有形式而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就不算是真正的艺术。所以他提倡艺术走出画廊、展览馆、艺术学院,走到人群中,走到社会上去。这给后来的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无比巨大的空间,以至于有拥护者称他为“现世达·芬奇”。
战争让博伊于斯对政治制度产生了怀疑,他也不喜欢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和冷漠。他认为,艺术才是人类最原始的表现方式,也是改造一切的力量。他相信“人人都是艺术家”
一方面,每个人都有成为艺术家的潜力;另一方面,他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件大艺术品,每个人的行为都是这个大艺术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提倡发掘人的艺术潜力,也就是自我意识和创造力。号召用艺术来代替政治,这样就再也不会出现战争,社会也会变得更温情、更美好。他把这叫作“社会雕塑”。
1961年,博伊于斯接受了母校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教职。他反对当时学校对申请读艺术学院的学生进行考试选择的制度,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别的教授不收的学生,他一概收下。到了1972年,他的班上一共有400多个学生,而别的教授最多只有30个。他的这一举动惹恼了校方,校方对他发出警告,他就带着学生占领校务办公室,希望迫使校方接收被拒的学生。当天,他被学校所在的北威州的文化部长解雇。
这件事激怒了艺术学院的学生,他们用绝食和罢课进行抗议,抗议行动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得到世界各地的支持。但是,州政府并未收回成命。博伊于斯状告州政府,直到1980年他才赢得这场官司。1973年,博伊于斯在被解雇一年之后,坐着自己学生亲手做的一叶独木舟,横渡莱茵河,来到艺术学院所在地。这个行动引起极大的社会轰动。很多人观看了这一被称为“接博伊于斯回家”的行动。
“接博伊于斯回家”
其实,从违例接收学生,到带领学生占领校务办公室,再到后来的坐独木舟回到学院,这一系列行动都可以看成是博伊于斯“社会雕塑”的一系列行为艺术作品。
博伊于斯最有名的“社会雕塑”作品之一,是在198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上的一个名为“用绿化城市代替管理城市”的行为艺术活动。他计划种植7000棵橡树,并在每棵树旁立一块碑,以此抗议工业社会对人类居住环境的破坏。这项工程延续了好几年,直到他死后才完成。很多人参与了这项行动,大部分参与者不是艺术家。
在博伊于斯1983年的作品《20世纪的终结》中,你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玄武岩凌乱无序地平躺着,每一块岩石的一端都穿插着一个圆孔,里面塞着岩石和毛毡。这是否唤起你一种“世界陷入了无法控制的状态”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