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跨过漫长的中世纪(476—1453年),15世纪的城市是一幅肮脏、拥挤、悲惨的图画。瘟疫杀死了欧洲近1/3的人□。环境的恶化窒息了城市的活力,制约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文艺复兴运动(14世纪到17世纪)的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将目光转向历史的宝库,发掘古典文化的珍宝,而城市规划也幸运地列于其中。
天赋非凡、博学多才、拥有超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著名画家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正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你也许知道,达•芬奇在绘画、音乐、建筑、数学、几何学、解剖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学、光学、力学、发明、土木工程等领域都有显著的成就。你也一定见过他依照《建筑十书》描绘的著名的建筑人体比例图《维特鲁威人》。而他也曾经设计过一个理想的城市。
15世纪80年代,达•芬奇花时间研究城市规划问题,力图设计一个能够解决健康和交通问题的理想城市。他设计了一个容量30000人,没有城墙的开放式城市。城市沿河而建,河水通过像威尼斯那样的水道引入城市。城市分上下两城。下城以宽广的街道和水道交织贯穿,用于货物的运输,以促进商业发展与繁荣;上城则以开放的空间提供房屋、广场及其他公共建筑和场所,用于市民的居住与休闲。达•芬奇在这个设计中还考虑了通风、光照的问题,并且设计了世界上一个完善的地下排水系统来保证城市的清洁。
虽然这个方案没能在当时付诸实践,设计中许多开创性的思想却在后世城市设计和改建中(如巴黎改建)被采用。得益于庞贝欧•莱昂尼(Pompeo Leoni)所编纂的《大西洋古超本》(Codice Atlantico,诸多达•芬奇的手稿集册中最大的一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达•芬奇理想城市设计的手稿。在2016年威尼斯举办的第15届国际建筑展会上,建筑师按照能够找到的资料重建了达•芬奇的理想城市。
提到文艺复兴,不得不再提一下英国作家、人文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摩尔爵士(Sir Thomas More,1478—1535年)的《乌托邦》(Utopia)—书。文艺复兴时期,很多怀有社会良知的先驱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并用思考或实践去憧憬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国家与城市形态个以公有制为主体、消除剥削的民主社会,被他们公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乌托邦是摩尔自创的一个词,它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一个是ou(意为没有)或者 eu(好),另一个是topos(地方)。合在一起,这个词可以理解为“不存在的地方”或者“好地方”,暗不他所描述的并非一个真实的地方,而是一个虚构的理想社会。
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摩尔描述了一个叫作阿莫罗特(Amaurot)的城市。这个城市拥有完美的社会、政治和法治体系,通过行为规范与公民教育来建立一个理性、秩严谨的,阶级、集体一致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书中不但探讨了这个理想城市的社会结构,也描述了它的具体城市规模、设施、人□和空间形态。
历史再跨过300年,来到19世纪末期,飞速发展的西方工业化使城市迅速扩张,带来了人口拥挤、交通堵塞、污染严重、贫富加剧等一系列问题。这时出现了一批以英国城市规划师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年)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家。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了工业社会和机器化大生产对人性的摧残和毁灭,把城市规划、建设和社会改革联系起来,把关心人和陶冶人作为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性对大自然的热爱,目标是实现城市的协调与均衡增长,他们的基本空间策略一般是“分散主义”。
1898年,霍华德出版了《明日的田园城市〉 (Tomorrow: A PeacefulPath to Real Reform,再版时更名为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书中对土地所有制、税收、城市贫困、城市膨胀、生活环境恶化等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思考,提出了一个没有贫民窟、没有烟尘的理想城市的愿景。
霍华德在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人民会走向城市、乡村还是城乡集合体?
霍华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种城乡交融的田园城市。基于对城乡优缺点的分析,进行城乡之间“有意义的组合”,使人既能享受城镇的优势(如机会、娱乐和高工资),又能享受乡村的好处(如美景、新鲜空气和低租金)。他的田园城市空间模型占地约6000英亩(约24平方千米),1000英亩的城市居中,中心为中央公园及公共设施,周围是5000英亩农业用地。6条主干道呈辐射装,把城市分成6片,形成一个可容纳32000人的自给自足的城市系统。
而一旦城市人□超过规定数字,将“再建一个城市”,这些城市可以通过快速路连接。田园城市之间可以形成一个城市群:围绕在一个中心城市的周围,多个田园城市为卫星城,城市间用公路和铁路相连接。
霍华德被视为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人之一。田园城市思想对当代城市规划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它把城市规划的立足点从统治者的利益转向公众利益,提出适度规模、城乡交融、协调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型。这一理论对后世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实践有深远的影响,后来西方国家的卫星城运动就有它的影子。